原著中任盈盈的灵动与深情令我倾心，但剧版却用粗糙的剧情和敷衍的妆造，生生剥去了她身上的光华。反观东方不败——这个原著中仅有两章笔墨的阉人角色，剧版竟为他铺陈出大篇幅高光戏码。不得不承认，演员演绎确实赋予了这个角色独特魅力，但如此喧宾夺主的改编，实在令人费解。

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沧桑和磨难的民族，当我们走在今天，走向明天，永远都不能忘记历史，忘记先烈。在抗战时期，诞生了大量优秀的抗战歌曲，这些歌曲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，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、对山河破碎的悲愤、对家乡的怀念……这些用血泪凝成的歌声，让人激情澎湃、血脉偾张，激发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斗志。

《松花江上》作词、作曲张寒晖

《长城谣》作曲刘雪庵

抗日战争时期，《松花江上》《长城谣》等歌曲“为抗战发出怒吼，为大众谱出呼声”，是红色文化的重要体现，也是一个不屈民族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。抗战歌曲《松花江上》《长城谣》为什么能穿越时空、传唱不衰？一起听中央音乐学院的项筱刚讲述歌曲背后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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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松花江上》是业余作曲家、戏剧家张寒晖1936年秋作词、作曲的一抗日救亡歌曲。与贺绿汀的歌曲《嘉陵江上》不同，此歌曲虽名为《松花江上》，却并非创作于东北的松花江畔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古城西安。是时，张寒晖为西安一所中学的教员。“换言之，这在当时响彻云霄的《松花江上》出自一位业余作曲家之手。”

《长城谣》是黄自“四大弟子”之一的作曲家刘雪庵1937年创作的一抗日救亡歌曲。是时，经黄自荐，电影《关山万里》的编剧潘孑农在聆听了师徒二人作的歌曲《踏雪寻梅》后，对刘雪庵留下了“中国古典诗词修养深”的印象，并邀请刘雪庵为《关山万里》谱写插曲——《长城谣》，刘雪庵欣然应允。虽然后因淞沪会战爆发，电影《关山万里》未能成片，而插曲《长城谣》经奔赴大后方的“青年抗日宣传队”和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在“百代唱片公司”录制的唱片，传遍祖国大江南北，甚至辐射远至欧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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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说张寒晖是业余作曲家，但他的创作并不业余。“《松花江上》反映了当时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‘还我山河’的共同情感，歌曲前半段具有叙述的特点，后半段具有哭诉的特点，音调以从高到低的回环进行为特征。尤其是后半段在调上从之前的宫调式转至灰暗的羽调式，设备保温施工再加上源自作者‘家乡娘儿们哭坟的调子’，从而将该歌曲至‘什么时候，才能欢聚在一堂’的主题升华。”《长城谣》则是一典型的“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”——两个乐段、4个部分、8个乐句，其方整结构与中国北方民谣“起承转”的特征浑然一体，既具备了“叙事”的功能，又兼具了“抒情”的特色，既表现了人们流离失所的痛苦，又表达出民众同仇敌忾的信念。

这两歌曲之所以能在当时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度和影响力，在于这两歌曲都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现实。“九一八事变后被迫转移至西安的东北军将士，显然不满于被动地‘围剿’西北地区的红军，相反，日夜思念能够‘打回老家去’。同在西安的张寒晖，耳闻目睹了东北军的思乡心切与国恨家仇，遂一挥而就创作出《松花江上》，尽管他本人并非东北人。”据悉，西安事变前夕，去临潼请愿的西安爱国青年在面对驱车赶来劝阻的张学良将军时，同声高唱《松花江上》。很快，西安事变爆发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《松花江上》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的动作用。据资料记载，周恩来当年曾屡次领唱《松花江上》，并撰文指出：“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，无学可求，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，一再地漂泊流浪，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。一支名叫《松花江上》的歌曲，真使伤心的人断肠。”

1947年的同名电影《松花江上》、2010年的同名电视剧《松花江上》等主题曲都选用了歌曲《松花江上》。2015年，歌曲《松花江上》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“我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”。这些均足以说明歌曲《松花江上》不仅在抗战等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出特定的历史作用，而且其和《长城谣》等其他抗日救亡歌曲一样，仍将在未来继续发挥其“号角”和“武器”的伟大作用。

无论是《长城谣》，还是《松花江上》，也无论是贺绿汀的《嘉陵江上》，还是聂耳的《铁蹄下的歌女》，这些抗战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——集抗战题材歌曲与艺术歌曲于一身。尤其是《长城谣》，现已成为中国艺术歌曲舞台上一永恒的代表作，穿越了时空，连接了历史与未来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